□堂吉偉德
  穿裙子戴假髮,來自南充的32歲王海林男扮女裝,在成都街頭擺攤賣衛生巾,為患白血病的2歲半女兒籌集醫葯費。他的故事感動了很多人。王海林稱,前日短短一天,全國各地的好心人向他的銀行卡裡匯了41萬元。 然而,當女兒還在醫院治療的時候,王海林卻突然帶著巨額善款去了濟南。他和他的家人,出於某種顧慮和安全考慮,也不願向媒體和好心人透露後續收到的捐款數額。(10月12日《成都商報》)
  一起類似“抱女跪行”式的求助營銷,短短一日便獲得了41萬元的慈款,其他各種救助也正源源不斷的涌來,由此可見民間慈善力量的強大,社會愛心的洶涌。然而,一夜離開成都去濟南的“陡升變故”,又留下了兩個待解之疑,使得捐款者投鼠忌器,也讓民間慈善的安全性這一現實問題,再度被擺在桌面而亟待解決。假若女兒成了獲取捐款的道具,假若善款沒有被用來救濟,那麼靠什麼來進行彌補和糾錯,又靠什麼來保障慈款的安全性?
  這樣的例子並非沒有,2012年,順德容桂桂洲醫院三名醫護接力發微博救助瀕臨死亡的白血病女童靜怡,逾千名網友們熱心相助慷慨解囊,父親卻為了與母親爭奪善款欲逼僅僅五歲的親生女兒出院放棄治療。其實早在2009年5月,身患腦瘤的山西女孩郭小娟得到網友幫助,獲得15萬元善款。6月,小娟手術成功,卻把剩下的10萬元帶回了山西老家,小娟此舉在網上引來不少非議,也遭遇了法律缺失下的困境,成為一個道德與法的難題。
  脆弱的自發捐贈,保障其安全性離不開干預機制。一方面是實行委托式捐贈,由相關的民間組織或者公益性機構代為管理,既可以做到專款專用,又可以實行專業化的管理,超過的部分還可能用於其他需要幫助者,或者返回給部分捐贈人。當然,這需要專業的慈善機構提供相應的業務服務,主動作為才能獲得積極的回應;另一方面則是由相關機構及時介入,對可能存在安全性的善款啟動應急機制。比如對於攜款而走或者缺乏救治積極性的行為,可以考慮凍結其銀行存款並代為管理,同時在必要時可以限制其監護權,讓孩子得到及時的救助。同時,其他社會機構和民間組織也可以有效發揮監督作用,用民間的力量為社會自發捐贈提供安全保障。
  與國外發達的捐贈文化相比,國內的慈善捐贈從形式到內容,從體繫到制度都存在很大的差距,因而無以激活捐款熱情,缺乏持續的動力。究其根本,一方面在於國內的慈善機構和組織的透明度不高,專業性有待提高;另一方面則源於民間組織的孱弱,無以滿足“社會自我管理”的現實訴求。當然,捐贈者自身的專業性和理性不足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方面,使得自己的愛心很容易被人所利用。如此看來,建立一個成熟、專業而理性的慈善文化,讓善款得到善終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原標題:一夜離去之疑當成慈善安全的憂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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